日前,拜读了郎咸平先生大作《科幻----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评判》，其中针对中国高新企业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分析和点评，不乏真知灼见，但有些观念，值得有识之士慢慢商榷。
本书导言的题目非常有趣，“中华文化到底养不养高科技”，通观全文，郎先生认为，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之所以得不到长足的发展，是因为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像“失败是成功之母”、“内行领导内行”，“四两拨千斤”等约定俗成的观念，影响了企业发展战略的有效制定，阻碍了其企业发展的进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论点。
撇开其它的问题先不说，郎先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文化与科技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东方传统文化到底会不会影响西方科技的发展呢？我想这恐怕也是很多人所关注的吧。
但我个人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和郎咸平先生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
文化是人的主观想法作用于客观物质本原所产生的价值；而科技是让客观物质创造出更高价值的创新型技术。如果从创造价值的本身来说，两者并无矛盾，只是科技仅限于用创新的技术或手段让物质本身增加价值，而文化本身是赋予物质本身各种不同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的概念要更加宽泛些，文化包含了科技本身。
经济是价值交换流通的表现形式，所以不管是文化还是科技本身，虽然具备价值却无法直接使之变为财富，要想其自身所具备的价值转化为商业价值并且使之流通，必须要通过特定的经济模式来实现。但文化和科技本身在实现其商业化价值流通上，两者并不相悖，更无无法逾越的鸿沟或矛盾。
那么东方文化对高新科技企业的发展真的有阻碍作用吗？
我们先来看看郎咸平先生的论点。就郎先生所论不养高科技文明的七个传统文化观念中，先列举关于下述三条所述。
其一，“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在英文中就没有这样的术语，就算你把它翻译成英文，我想西方人肯定是不懂的。由于我们有这种思维，因此失败可以不被追究责任；而在西方理念中，就不是这样，失败必然是决策或管理失误，是要负责任的。由于受到这种思维的影响，在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中，认为高新技术产品研发成功与失败是可以理解的，而企业高新技术产品研发的失败，是自然规律。
其二，我们的工作一般要求“内行领导内行”，高新技术企业尤其如此。但在美国，科研人员拿不了MBA的话就别想当组长。西方研发机构中，往往是学管理的“外行领导内行。”“内行领导内行”有什么错呢？比如评价研发人员工作，我没水平，怎么评价人家呢？所以要找一个最有水平的人来当“组长”，即“权威”，他才可以给下属“打分”，这里便有我们文化中的“精英主义”。但是这一观念并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再看西方的“外行领导内行”。当研发人员发明出一种产品的时候，他必须证明自己的产品是好的，而不是由领导来评估。因此，他会写很好的报告，做出很好的模型，他还要对产品进行一遍一遍的测试，拿出数据，告诉这位“外行”领导我的产品有多好。这位“外行”领导用什么眼光来评价产品呢？他是个普通消费者，这个“普通消费者”说好了，你的产品才OK。
其三，东方文化崇尚精神目标。东方文化崇尚如“追求第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愚公移山”、“铁棒磨成针”；而西方文化崇尚现实目标，如“相对优势”、“阶段目标”、“综合指标”。由于受到这种东方文化的影响，中国许多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过程中，追求技术是否先进、水平是否领先、没有进度和时间观念，把追求“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甚至“填补世界空白”作为产品的研发目标，把“愚公移山”和“铁棒磨成针”作为新产品研发的座右铭。因此，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的研发进度不断延期，经费不断追加，状态不断更改。如此种种已屡见不鲜，这已成为中国企业技术产品研发失败的主要原因。
郎先生这番高论大体不错，如以此做为东方文化不养西方高新技术企业乃至会阻碍西方高科技企业发展理论的根据，则大谬不然。
高科技企业以科技作为其核心生产力与竞争力，其有别于其它企业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在于，要不断的创新，这是维持其自身发展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但是创新未必就一定会有好的成果，对赢利性组织如企业而言，创新更多的不是给企业带来利润，而是让企业受到损失。其实，我们不应把创新做为目的，而是让其成为为企业创造更多利润的手段，有效的创新，这才是所有企业最关注也是最需要的。
如何才能做到有效的创新呢？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其一，没做过的事情不要创新。创新是存在极大风险的，没有做过就意味着对其一无所知，在这种状态下就盲目创新，是存在极大风险的，几乎没有成功创新的可能。其二，做过但没做到第一的，不要创新。没做到第一，就意味着你没有超越竞争对手的基础，既然没有比别人做得更好，你有什么能力来保证创新就一定能成为超越对方的条件呢？只有在本行业做到第一或着在某个领域做到第一，你才有成功创新的条件。其三，做过但没做到多个第一的，不要创新。能做到一次成功，很可能是碰运气，是偶然而非必然；只有重复多次在同一领域能做到第一，才能证明自己的实力。
其实，创新与继承是对立统一的，继承是创新的必要前提，创新是对所继承的东西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不可片面理解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其实，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创新的必要，这应是很多企业管理者应该要解决的问题。
其实，中国的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应很好的理解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并使之成为其制定企业发展战略和管理结构时重要的参考条件。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问题，根本就不是文化与科技冲突的问题，而是如何制定出真正适合本土国情的全球化企业发展战略的问题。中国企业中，缺的并不是资金、人才、技术、管理经验，也不是没有可以做强做大的企业，只是缺了真正有远见卓识，真正立足于未来制定其全球化企业发展战略的领袖级的人物级的企业家，高新技术产业也是如此。
高新技术企业既然是高科技企业，以不断创新作为其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动力，那么无论怎么强调技术本身的高科技含量，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也必须由技术专家并同时拥有丰富的高新技术企业管理经验的复合型人才来管理，否则只能以企业的失败而告终。只是要根据本行业的特色，来灵活的制定企业的阶段发展战略目标，并制定出有效的管理结构，只有如此，才能让我们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在这个方面，很多亚洲的企业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索尼就是其中的经典。当2005年TX系列笔记本电脑问世的时候，在亚洲及全球的市场上取得的成功是空前的。任何人在第一次见到这款全新的笔记本的时候，都是眼前一亮，被它超薄精细独特的外形所吸引。而索尼的工程师们在经历了一千多次实验的失败后，才找到炭纤维材质制造出这款带有重力轴的独特外形的新型笔记本，而研发团队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是资深的技术专家，这样，才有了这款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性能强大的11吋笔记本电脑的问世。如果不是索尼从成立时起，就坚持要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产品，并使之成为日本这个国家的象征和代表的理念的话，是不会有今天的SONY，WALKMAN随身听、MD、PS2游戏机、VAIO笔记本电脑这些耳熟能详的名词也就不会出现。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东方文化对高科技企业的影响，如果不是靠着“失败乃成功之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铁棒磨成针”这样的东方文化理念，是不会有今天如此辉煌的SONY的，同样，SONY今天也成了日本的象征。
面对这样的现实，再回过头来看看郎咸平先生的高论，是非曲直，也就不言而自喻了。只是像这样的“海归派”专家，言必称美国的学者，并无多少学术上的真正造诣，也缺乏真正独树一帜的理论，居然被捧成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世界顶级的经济学家，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只不知在市场和历史的检验下，这样的专家，还能红火多少年呢？
